宪政思想史是给反宪派谎言的一记耳光 从宪政思想史来看，宪政命题伴随着国家权力的形成而形成，宪政观念伴随着共和观念的孕育而孕育。

第一，因应用主体虚无而无法适用 任何理论都需要实践的应用来实验或推行，没有实践，理论就是一张纸，统一公法学理论也不例外，问题是谁是这个理论的应用主体，广义上这个理论的应用主体既包括理论倡导者和拥趸者，更包括在广大公法实际工作中的行政执法工作人员、刑事侦查人员、法官等。[9]其实，从事法学尤其是公法学研究的人基本不会将统一公法学中的统一理解为动词，因为不但谁也无能为力，而且也是费力不讨好，何况这也不应该是质疑统一公法学理论的重点，那样该是多么的浮浅啊。

所以，再次强调的是：统一公法学理论就应该称谓整体公法学理论，围绕整体公法学理论构建相应内容如原则、制度等。理性原则是对现实的科学的抽象。从法的分类角度看，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不是法的基本分类，是一种特殊分类。其次，公法即使私法化也不可能是全部，只是某一方面或某些内容或形式。[35]邓晔：《统一公法学的制度支撑之我见》，《公法评论》2009年第5卷。

而民法的包容性又为公法法提供了新的空间。一般行政法学可以分为行政法学总论和行政法学分论两部分，可以这样说，当今市面上叫做行政法学的著作或教材几乎都是行政法总论内容，我国当今缺乏对行政法学分论的研究。一旦遇到兵荒马乱或是天灾人祸，村落社区必然瓦解，底层社会的秩序就不再可能。

早期国家之间的军事争夺，或是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也会催生诸多城或镇。莱库古回到斯巴达后，命令自己的30名同伙手持武器于拂晓前进入市场，震慑了反对派，实际控制了对城邦政治。而与斯巴达相似，氏族部落社会的结构还是直接影响了雅典民主制的制度安排。[62]这方面的研究不少，可参看贺雪峰：《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这何止是限制，简直就是胁迫。柏拉图在《政治家篇》中借埃利亚陌生人之口，亚里士多德则在《政治学》中自己出面，以统治者人数为标准，提出了一直为后代人沿用的宪制分类：一人统治，少数人统治和多数人统治。

当时的所有宪制思考和宪章条文都围绕着联邦制展开，为了联邦的发生和构成，序言则开宗明义：我们美利坚合众国的人民，为了组织一个更完善的联邦。[48]   五、古代中国的宪制基本问题 别国的宪制说得再多也只是铺垫，只为说明一点：至少有些国家的宪制问题不同，或文明国家的宪制问题注定不同。[30]《美国宪法》第1条第2款。而后者只有关词或名，主要只是法学、政治学人和一些法律职业人关心。

但我必须简单概括，并力求解说那些明显有现实针对性的宪制安排。用英文来说就是problems，麻烦、棘手的问题。[14] 问题是，除了长期稳定这个后果主义的标准，并且在我看来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标准外，我试图用事后诸葛亮的眼光从理论层面说明一下，斯巴达的宪制究竟好在何处？首先，贵族制的宪制安排、双王制、30人的长老会，这些都不是莱库古的个人偏好，而是莱库古基于对本城邦各方面情况的综合判断做出的有针对性的制度安排。但他的侄儿无法有效治理，斯巴达出现了政治混乱和动荡。

关于双重联邦主义，参见Alfred H. Kelly， Winfred A. Harbison， and Herman Belz，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Its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6th ed.，W.w.NortonCo.，1987，pp. 207-28. [41]Laurence Tribe，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2nd ed.，Foundation Press， 1990。《娶大主教徒不能继王位，英〈王位继承法）遭质疑》，载《新华每日电讯》2007年8月7日，第5版。

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36]即便如此，来自各州的多数制宪人还是不放心。

其实，之所以说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其含义并非通常中国人理解的什么礼仪之邦，或讲文明懂礼貌意义上的文明，而就是说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大国，是同希腊文明、欧洲文明、阿拉伯文明或印度文明并列意义上的那个文明，因此一定不能简单套用无论是城邦国家或是民族国家甚至国家（state）来理解古代和今天的中国。只要理解了英国人在一个半世纪里惨痛的宗教教训，就可以看出这一规定对于现代英国的构成性意义。本文首先从区分宪法和宪制进行理论上论证，为什么，对于至少有些文明国家，其必须应对的宪制问题是不同的。后来议事会成员增加到500人，每个部落从年满三十岁的男性公民中抽签产生50人，每人任期一年，每人一生担任议员不得超过两次。即便是一些学者心目中的典范《美国宪法》。[26]John Cannon， and Ralph Griffiths， The Oxford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Monarc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P.447-448. [27]《美国宪章》序言。

[32]《美国宪法》第2条第2款第2项。从中看到的是—经由后世学者的概括—古希腊人对城邦宪制的关心是理想的宪制或政体问题。

[4]Alexander Hamilton， James Madison， and John Jay， The Federalist Papers， Penguin， 1987， no. 78. [5]《论语·子路》。最后，明确保护某些权利也许会有不好的意外效果，即某些权利是不受保护的。

在这里我只打算简单分析其中两个文件：1215年的《大宪章》和1701年的《王位继承法》对于英国的宪制意义。这个问题可以用儒家的治国来概括。

[美]斯科特·戈登：《控制国家：从古代雅典到今天的宪政史》，应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2-94、103-105页。针对这种情况，北美的一些深谋远虑的政治家看到了商业化和工业化的未来，想象了大国的优越性，认为当时各州分享的重大和根本问题是，为了更大的共同利益，通过一种生动有力的宪制，基于英国政治、社会、文化和宗教遗产，将各享主权的十三州（国）整合起来，建成一个完美的联邦（perfect union）。如此选择是因为如今很多学者用这两个文件来印证和支持今天占了主导地位的宪法理论和实践，《大宪章》因此成了限制国家或政府权力保护公民权利的历史先声，而《王位继承法》令人猜测本应为《法官职位法》—鉴于在很多学者的著述中似乎与王位没什么关系而只是与法官的终身任职有关。也因为这个选举人制度，就可能发生，也确实有过，赢了全国大选总票数的总统候选人，却因选举人票不够而落选。

这就是，从所有重要机构的人员组成的数字中，我感受到的不是这些政治家或立法者对雅典公民的信任，而是看到了雅典公民相互之间有深刻的不信任，雅典宪制的任务就是必须全力平衡各部落对城邦政治决策的影响，还必须让让各部落都能看到这种平衡，政治上放心。来自各部落的议事会成员混合编成十个组轮流执政，每组50人执政一个月（雅典历法每年十个月，每月36天），负责召集公民大会等事务，其中的36个成员可以轮流实际执政一天。

参见[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26页。因此，可以有两种方式切入古希腊的宪制。

如果从今天各国宪法强调个人宗教信仰自由或政教分离，或是从反对基于宗教的歧视的等原则来看，对国王甚至其配偶的宗教信仰施加此类限制，不但显然政治不正确，在直观上也令人不可理解，很容易令人感到英国议会（包括下院和上院）的暴虐。无疑，民主制令更多公民参与了雅典城邦的政治，但问题是，无恒产者无恒心，这么多人决策，每个人一生治邦一天，会有谁把这当回事呢，遇到问题了，只要熬过这一天，就可以交差了。

其实很是不同，在历史上甚至根本不同。[29]但名额分配还必须考虑—请不要误读为为了—黑奴。或是主动拓展南方，将散落各地的小国寡民逐步融入和纳入以中原农耕文明为中心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在各个方面都成为中国的构成要素。这意味着至少必须谨慎对待今天宪法学对宪制或法（constitution）的定义，将之仅仅视为一个国家最基本的组织法。

即便可以从中抽象出一个命题，进而演绎出古代中国的宪制也有特殊性这样一个假说，但假说是有待证明的而不等于证明了。换言之，更可能是在当时条件下，只能如此安排，斯巴达的政治治理才能良好运转起来。

这不是需要思考的问题，这是一目了然的。联邦最高法院连影都还没有，又怎么可能在《美国宪法》制定后17年才出来？对于当时美国的政治精英来说，最重要的宪制问题是联邦主义，必须有了一个联邦之后，才谈得上设计联邦政府，也才可能谈论三权的分离和制衡，想象众议院和参议院的人员组成、总统的产生、法院的管辖权等。

[8]而要支持和验证上面的断言，我们则必须走向历史。事实上，美国宪法的创制者始终坚持美国是共和制，而不是并时时警惕民主制。